核心观点

  根据发展阶段特点和经济形势，我国已实施了十几年积极的财政政策，所谓积极主要从供给侧看，具有扩张性政策的特点，包括增加财政支出、政府债务规模和减税降费等，进而通过乘数效应的传导机制，激发企业活力，扩大社会总体需求，推动经济发展等。今年中央政治局首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对发展新质生产力进行了系统阐述，指出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与一般生产力相比，新质生产力“新”在创新，“质”在高质量或高效益，从而“以新促质”，其中创新起到主导作用，以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和生产力发展的路径，具有“三高一新”的特征，即高科技、高效能和高质量，是一种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并以全要素生产率的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本质是先进生产力，并形成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新型生产关系。

  由此可见，积极的财政政策与发展新质生产力间存在密切联系。作为最重要的宏观调控政策之一，积极的财政政策在助力发展新质生产力上大有可为，可通过增加政府支出、债务或减税等，引导财政资源向新质生产力需要的领域倾斜，提高技术创新能力，并引领和支持产业发展，夯实产业创新的根基，这是推动产业发展的重要引擎，有利于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同时，发展新质生产力也离不开积极的财政政策强有力的支持，与新质生产力相关的基础研究需要的资金规模大、投资周期长，需要财政资金的长期支持，而相关产业领域，如芯片、新能源、人工智能等，虽有巨大的发展空间和需求潜力，但也要高额的研发费用及产业发育成本，而积极的财政政策可以发挥我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体制优势，优化公共资源配置效率，有效降低经济运行成本，提升整体运行效率。因此，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中，积极的财政政策都和发展新质生产力高度契合，两者相辅相成，从而最终推动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实现高质量发展。具体而言，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加大财政支出对科技创新的支持力度，释放积极信号，鼓励更多创新；二是合理安排政府投资规模，向有利于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产业行业倾斜，发挥好财政资金持续而充分的带动放大效应；三是进一步优化减税降费政策，实施结构性而非大规模的减税降费，强化政策精准供给；四是优化转移支付，适当扩大重点民生领域保障范围，面向生态功能区的转移支付制度体系日臻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