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中全会公报指出，“‘十五五’时期我国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我国发展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应对当前风高浪急的环境，要“积极识变应变求变”。全球动荡格局下，中国经济如何实现高质量发展，社会科学报刊发了我院经济所所长汪曾涛的观点，来看报道↓

  识变、应变、求变，这六个字是破解当前深层次矛盾，在全球动荡格局下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切入点。识变，核心在于洞察时代发展的战略方位。从外部环境看，最突出的特征是全球进入动荡变革期，从内部环境看，最突出的表现是国内的双循环发展格局已迈入新阶段。应变，主要是指应对当前国际国内的各种风险挑战。其中最重要的是守住底线，强化韧性，抓住危机中的机遇。求变，主要是指激活内生动能。一方面，要关注在新形势下如何构筑现代化产业体系这个关键点，另一方面，要关注在新发展格局中如何提升消费，如何更好地投资于人，促进经济的良性循环。

  识变：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

  首先要清醒认识全球发展的变化。从国际看，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同时，世界变乱交织、动荡加剧，地缘冲突易发多发；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威胁上升，国际经济贸易秩序遇到严峻挑战，世界经济增长动能不足；大国博弈更加复杂激烈。当前全球形势呈现出“机遇与挑战并存、风险与变数交织”的鲜明特征，其复杂性与不确定性显著加剧。

  在英国前首相戈登布朗所著的《长期危机重塑全球经济之路》一书中，他描述了当下的世界，指出全球当前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增长下滑、通胀加速、不平等恶化、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还有极端气候等各个危机纷至沓来，世界似乎陷入了一场长期危机。书中有一种观点，他认为这种长期的危机状态是经济或者人类发展历史上的常态，类似2000年前后快速全球化的黄金时期实际上只是人类历史上非常短暂的一瞬间。尽管这一观点尚属一家之见，却为我们理解未来全球发展格局提供了另一种重要视角。

  其次要清醒认识当前国内发展形势。从国内看，我国经济基础稳、优势多、韧性强、潜能大，长期向好的支撑条件和基本趋势没有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完整产业体系优势、丰富人才资源优势更加彰显。同时，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有效需求不足，国内大循环存在卡点堵点；新旧动能转换任务艰巨；就业和居民收入增长压力较大，民生保障存在短板弱项；人口结构变化给经济发展、社会治理等提出新课题；重点领域还有风险隐患。

  从循环格局的演进视角来看国内形势，我国经济发展在全球化演进过程中不断重塑内外循环的关系，呈现出鲜明的阶段性特征。第一阶段（20世纪90年代前），中国处于低水平开放阶段。第二阶段（1990–2006年），中国改革开放迎来了一个新的浪潮，在当时形成了以外促内、大进大出的双循环发展格局。第三阶段（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至新冠疫情前），全球经济动能呈现减弱态势，中国步入“三期叠加”发展阶段，着力推进经济结构调整与转型升级。第四阶段（新冠疫情以来），外部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要求我们必须加快向内需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转变，以双循环格局形成以内为主、以内促外、内外联动的格局。

  应变：危中寻机，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

  当前各种外部冲击均为表面现象，其深层次根源在于中美博弈演进与全球经贸格局调整的中长期逻辑。此类冲击并非从今日才开始。面对复杂局面，应变破局的关键在于危中寻机，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以自身的确定性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

  第一点是守住底线。要积极防范潜在系统风险。首先，要做好各类前瞻性、系统性预案。需精准识别关系国计民生与国家安全的“卡脖子”关键领域与薄弱环节，力争核心环节自主可控。同时，积极在全球范围内多元化布局，为重要的能源、矿产、零部件等建立必要的战略储备和备份渠道。其次，要切实做好微观主体的纾困与民生保障工作。建立常态化的监测预警和应急响应机制，及时出台有针对性地减负、退税、融资支持等纾困政策，帮助企业渡过难关。将保障就业置于优先位置，通过拓宽市场化就业渠道、鼓励创新创业、支持灵活就业、加强职业技能培训以及用好失业保险基金等多种方式。最后，必须高度重视舆论引导和信心稳定。加强舆论正面引导，做好市场预期管理，如由市政府层面组织开展舆论宣传，制定相关企业服务政策，全力稳定企业（尤其是外资企业）投资的信心。

  第二点是增强韧性。只有积极加强与非美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合作，打开全球化发展的新空间，全面提升开放型经济结构的多样性，才能最大程度地降低对美经济依存度，形成更好应对美国冲击的硬实力。加强与欧盟、日韩等发达国家的合作。全球“混战”局面为我们牵手非美发达国家带来良好机遇，如可通过构建技术合作联盟，与欧盟、日韩合作研发开源技术（如RISC-V架构），共建独立于美国的技术标准体系。同时，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其他新兴市场的合作。深挖南方国家自主谋发展推行工业化带来的需求空间，积极拓展和培育国际新市场；积极嵌入中国-东盟、中国-南亚、中国-中东欧等区域技术转移协作网络，及早谋划与美国技术合作中断后的多元化方案。

  第三点是抓住机遇。外部冲击带来的不仅仅是挑战，也包括机遇。一是抓经贸格局转变的机遇。探索更加开放灵活的贸易投资便利化措施，吸引更多国际优质企业落户。二是抓企业出海的机遇，提升企业境外投资服务能力，为企业“走出去”提供一揽子专业服务支撑，打造企业出海服务的综合性平台。建立企业“走出去”跨部门协调机制，开通重点企业协调热线，让企业遇到困难“有靠山”“找得到人”。三是抓国产替代的机遇。加大对核心零部件、关键材料及重大装备的本土化进程，与德国、日本等国共建共享精密机械、先进材料等供应链，推动国内企业积极参与相关产业国际标准制定，降低单一市场或技术来源断供风险。

  求变：全方位提升内生动能

  变局蕴含机遇，挑战激发斗志。要通过积极求变，全方位提升内生动能，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首先，关于建立现代化产业体系。四中全会报告把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建立置于各项战略任务之首，我们认为，有两方面的要点需重点把握：一方面，要确定增量在哪里。这个增量既是市场选择的结果，也体现了政府的导向战略。

  麦肯锡研究院在其最新发布的《下一代竞技场》报告中定义了一类产业叫竞技场，这类产业是全球最具创新性、增长最快的行业，至2040年，18个竞技场将可能处于非常快速的迭代增长时期，包括电子商务、AI软件与服务、机器人、半导体、数字广告等。这些领域可以为我们提供参照。另外，梳理今年以来国际主流媒体发布的投资数据，可以发现全球投资非常明显地向人工智能领域集聚。今年全球人工智能投资带动新能源、储能、集成电路等相关的产业链成为投资热点。此外，量子科技、生物医药、网络通信等领域也是全球关注的焦点。另一方面，还要关注当前环境下产业发展的新打法。具体可归纳为三句话以及四个词。三句话分别是“喜新不厌旧”，在围绕新赛道、新产业、新消费布局的同时，要服务好现有的产业。“抓大不放小”，既要有大项目的带动，也要有小微项目和小企业的支撑，以此形成完善的产业体系和梯队。“重硬不轻软”，在强化土地、能源等硬保障的同时，还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四个词分别是：“系统谋划”，如制造和服务，不是非此即彼关系，要关注行业间的跨界融合，以及多技术融合催生的产业核爆点。“梯次推进”，建立起梯度递进的产业发展的时序框架。“错位发展”，主要是避免同质化竞争，特别要注重反“内卷式”竞争。“敏捷响应”，快速应对新产业发展中的新问题，比如当前企业普遍反映的跨境数据流动的限制、数据确权、可信数据空间打造等难题。

  其次，关于循环视角下的消费提升。有效需求不足、价格低迷是制约当前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但提振消费不能就消费论消费，而需从收入、就业与产业全链条协同发力，从循环链的每一个环节入手。第一，产业和就业的联动。针对结构性矛盾，需要提高技能结构和产业结构转型的匹配度，减少摩擦型失业，填补一些新兴产业人才缺口。第二，就业和收入之间的联动。要着力破解竞争行业领域收入增长乏力以及初次分配占比偏低问题。第三，收入和消费的联动。针对边际消费倾向降低的问题，提升人们的消费意愿和未来的信心。第四，消费和产业的联动。当前，规模化优质供给存在明显短板，供需适配性不足，难以充分满足居民多层次、多样化、品质化的消费需求。要有效提振消费，关键在于打通消费全链条的关键堵点、破解突出难点，这是一项兼具整体性、协同性与长期性的系统工程。

  最后，关于投资于人。四中全会报告明确指出，要将“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投资于人，既是当前稳增长的需要，需要通过投资于人激活消费、扩大投资，也是社会经济长期转型的内在需求。首先，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社会造成了一定压力，要通过投资于人，保持人口数量的稳定。其次，当前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有待进一步提升，全要素生产力的提升必须依靠人力资本的进一步升级。最后，以投资于人有利于解决收入和消费之间传导的各类堵点。未来投资于人主要有四大方向：一是投人口，助力人口扩基，通过相关制度性安排增加生育意愿。二是投人力，通过人力资本投资，解决就业的结构性矛盾，也为未来产业发展储备人力。三是投人才，持续吸引能够驱动未来创新、带来指数级增长的稀缺的核心人才。四是投人气，核心在于持续集聚优质流量。优质流量既能够直接拉动短期经济增长、扩大消费规模，更能为城市功能迭代升级注入持久动力，是城市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