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观点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从奥巴马政府“再工业化”到特朗普政府“美国优先”，再到拜登政府“供应链韧性”战略，美国不断加码推动制造业回流，对全球产业链格局带来巨大扰动。对金融危机前（2000-2009年）后（2010-2021年）美国制造业重点经济指标对比分析发现，美国制造业回流效果已初步显现，制造业增加值小幅加速提升，危机前后平均增速分别为1.6%、1.8%；制造业就业人数“V形”由降转升，从危机前减少580.5万人到危机后增加100多万人；制造业私人投资、货物贸易出口增速提高，危机前后平均增速分别为1.6%、4.4%及4.4%、5.3%。

美国制造业回流呈现以下特征：从回流行业看，电动汽车产业链、半导体产业链、战略性关键矿产等领域回流标志性项目多，对我国这些关键行业领域发展的迫切性提出警示；从回流来源地看，美国制造业回流主要来自于亚洲，中国是第一来源国，从中国回岸的企业创造的就业岗位占报告来源地总岗位数的5成以上，对我国制造业发展将造成直接影响；从回流目的地看，美国正在推动形成“本土回流+近岸回流+友岸回流”格局，本土回流主要流向美国人力和土地成本较低的南部和中西部，近岸回流主要流向墨西哥和加拿大，友岸回流在亚太地区主要流向越南、印度、印尼、马来西亚、泰国等国家，这一方面扰动全球制造业供应链布局，另一方面试图将中国排除在主流供应链之外；从回流驱动因素看，政府激励、供应链风险、生态系统协同等非财务成本因素的影响力在上升，对我国制造业成本优势提出挑战。

对上海发展制造业问题的启示与再思考：保持制造业总体稳定、稳中有升，对当前稳固疫后复苏基础以及中长期积蓄内生功能至关重要。启示之一：制造业仍应作为上海统筹谋划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选项。稳增长需要工业的边际增长效用，必要的工业增速对稳增长的边际作用不可小觑。“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到25%”，仍应作为导向性的目标，以期形成共识，尽力而为、组合发力。启示之二：上海仍具备发展制造业的条件和优势。一方面，智能制造、工业机器人等在重构生产流程和组织模式等同时，也在重新定义制造业传统的内涵。另一方面，那些生产高技术含量、高附加价值产品的制造企业，通常能够以较高产出覆盖较高成本，其在投资决策中，会给予区域创新能力、人才获取难易、市场成熟程度、专业服务水平等更高的权重，而这些正是上海的长板优势。上海发展制造业关键在于研发、人才、市场、服务等优势的整合释放。启示之三：上海应重点发展高生产效率、高定价能力、高服务融合的制造业。以智能制造提高劳动生产率、以绿色制造提高“碳生产率”的制造业，从而用高效率获取高利润；以高研发投入、高技术含量提升产品附加值，在市场上具有较强“垄断性”特征和品牌价值的制造业，从而用高产出覆盖高成本；能够承载研发成果转化、生产性服务赋能的制造业，从而用高融合催化制造服务联动升级。启示之四：上海新一轮制造业发展应走出全新的路径模式。从注重相对成本转向注重综合效率，系统构建制造业友好型发展环境；在增强根植性、形成生态上持续下功夫，瞄准目标、久久为功；放在全国大格局尤其是长三角一体化中发挥比较优势，联动区域延伸拓展上海制造业发展空间；做好国内国际双循环战略链接，在我国企业走出去中发挥好上海专业服务的赋能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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